半月谈：摩托车不是“城市公敌”，是“交通益生菌”

2025年春天，青海西宁街头的摩托车轰鸣声打破了延续5年的寂静。当第一辆悬挂新号牌的摩托车驶过东关大街，西宁成为2025年首个正式解除摩托车全面禁行（仅特定路段限行）的城市。

从1985年北京首张禁摩令算起，这场持续40年的“车轮之争”，终于在城市化进程的深水区迎来转折。当摩托车从“城市公敌”转身为“交通益生菌”，折射出的不仅是管理理念的迭代，更是现代社会对路权分配、技术伦理与发展正义的深层思考。这场关于两个轮子的博弈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城市空间话语权的社会学实验——如何在安全与效率、秩序与自由、发展与公平之间，寻找公路文明的最优解。

不是“城市公敌”，是“交通益生菌”

40年禁限轮回，中国城市的“两轮博弈”见证治理智慧的跃迁。从1985年北京首张禁摩令的“一刀切”治理，到2010年后一些城市分区限行的“空间切割术”，再到2017年陕西西安解禁开启的“绣花针式”管理，摩托车政策的演变史，既是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的博弈史，也是城市治理从简单管制走向精准服务的文明进化史。

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，摩托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向人们的生活驶来。从“井冈山”牌军用摩托到嘉陵70的国民记忆，两轮交通工具承载着一代人的出行梦想。然而，当飞车党抢劫、两冲程发动机的黑烟、交通事故频发成为城市痛点，1985年北京率先祭出“停发牌照+分区限行”的组合拳，开启了全国200余城市的禁摩浪潮。广东广州禁摩后飞车党案件下降24%，佛山PM10指数改善20%，这些数据成为“一禁了之”的合法性注脚。政策的限制下，摩托车退守城郊与乡村，产业发展陷入“国内受限、出口狂欢”的畸形状态——嘉陵摩托从年销1800万辆到一元甩卖资产的命运，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。

2010年后，城市化的阵痛倒逼治理升级。广州“开四停四”、深圳分区域限行，一些城市开始尝试“空间切割术”。四川西昌对150cc以上摩托的国道禁行、浙江台州对300cc车型的早晚高峰限制，标志着从“全面禁止”到“精准打击”的转向。这种转变背后，是天网工程的普及让治安问题与交通工具解绑，新国标实施使排放污染降至汽车的1/3，更重要的是——当外卖骑手的电动车续航焦虑、城郊居民的通勤成本成为民生痛点，简单“一刀切”式禁摩的治理逻辑难以为继。

2017年西安的破冰之举，拉开了系统性改革的序幕。西安取消全市禁摩令后，通过“专用车道+严管无牌车”组合拳，拥堵指数下降36%，涉摩事故减少15%，创造了城市道路治理新样本。内蒙古鄂尔多斯解禁后，摩旅经济激增50%。江苏盐城电摩试点提升短途通勤效率30%。西宁的“解禁”更释放出制度自信的信号。

公安部2025年新规——70岁考驾照放宽、全国一证通办、高速路开放……一系列新规构建起从准入到流通的完整政策链，宣告摩托车重新回到现代交通体系。

政策适配的“三重逻辑”

禁摩令的松绑绝非偶然。其背后是技术—治理—民生的三重变奏：当国IV排放与智能芯片消解“马路杀手”污名，当专用车道与信用积分重构治理逻辑，当外卖骑手的收入账与银发骑士的骑行梦叩响权利之门，政策转向的密码藏在技术进步的齿轮里、治理升级的针线中、民生诉求的呐喊间。这三重逻辑的共振，构成了城市交通政策的重新适配。

摩托车产业的技术跃迁，消解了传统禁摩的理由。国IV排放标准使尾气污染降至汽车的1/3，ABS防抱死、CBS联动刹车等技术让事故率趋近汽车水平。智能芯片的普及更让监管升级：西安的“电子围栏”自动识别违规区域，重庆的AI摄像头捕捉炸街行为，电动车的锂电技术升级解决续航痛点……当浙江某企业研发的自动挡跨骑摩托上市即售罄，当本田在上海成立大排量销售公司，技术进步正在重构摩托车的交通工具属性。

西安的“摩托专用道”、郑州的“潮汐车道”、成都的“市民参与式规划”，展现出空间治理的智慧。公安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涉摩事故率同比下降12%。背后是“源头管理+过程监管”的体系化建设：一证通办压缩黄牛生存空间，带牌销售杜绝黑车流通，驾照分级考试提升驾驶素养。盐城的“电摩信用积分制”、鄂尔多斯的“摩旅安全白皮书”，将风险管理融入产业生态，印证了“好的管理不是禁止，而是让风险可控”的治理理念。

西安解禁后，摩托车配送使外卖小哥月均接单量提升20%，收入增加1500元，折射出低收入群体的出行刚需。70岁考驾照政策激活老年市场，云南摩旅团中60岁以上骑手占比达35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县域经济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：四川乡镇的摩托客运专线解决了30万留守儿童的探亲难题，黑龙江的“摩托上高速”让林区居民就医时间缩短2小时。这些鲜活的案例，解构了“禁摩为了多数人利益”的伪命题，揭示出交通权背后的社会公平诉求。

重构安全与活力共生的协同治理新生态

面对技术进步消解传统禁摩理由、民生诉求重构路权认知的时代变局，需要构建“监管精细化、治理法治化、产业协同化”的三维治理体系，让两轮出行既成为畅通城市的“毛细血管”，又成为激活经济的“动力引擎”。

——监管精细化：技术赋能破解监管难题。现代城市治理需遵循空间正义原则，通过差异化路权配置实现交通资源公平分配。在空间维度，可考虑建立“主干道专用道+景区特色路线+社区接驳网络”的三级空间体系，运用物理隔离、标识引导等手段实现机非分流，破解混合交通的安全隐患。时间维度上，实施弹性限行制度：对娱乐型大排量摩托实行高峰错峰，对民生服务车辆发放动态通行证，通过时段切割平衡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。

技术治理的核心，在于构建“数字孪生”监管体系。可借助物联网、区块链技术建立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，实现生产—销售—使用—报废的闭环追溯。可运用AI算法构建交通行为画像，通过声纹识别、电子围栏等技术实现噪声污染、违规行驶的智能预警。

——治理法治化：重构监管责任链。围绕摩托车禁、限、放的争论，人们深恶痛绝的并非是摩托车本身，而是围绕摩托车生产标准低产生的环保污染，摩托车非法改装造成的炸街、超速等一系列衍生问题。从生产车间到改装门店的责任链重构成为治理关键。北京设立的18家官方认证改装店，通过“备案制+分级管理”让个性化改装有了合法出口；珠海国际赛车场的30条专业赛道，为竞速需求提供了安全释放空间。针对“地下改装厂”开展“雷霆行动”，下大力气查处非法改装，对改装厂和车主进行严肃查处甚至记入诚信档案、直至列入“终身禁驾”黑名单，通过法治手段打击非法、保护合法，才能促进行业规范发展，减少甚至杜绝各种非法改装、炸街、危险驾驶等行为的发生。

——产业协同化：打造两轮经济新生态。摩托车产业的转型升级需嵌入城市发展战略，构建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协同的发展格局。结合摩托车行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，构建“制造—服务—衍生”的全产业链生态：前端推动新能源、智能化技术研发（混动系统、静音排放），中端建设换电网络、摩旅驿站等基础设施，后端发展赛事经济、文化创意等衍生业态。文旅融合的关键在于场景创新：设计“城市记忆路线”“乡村振兴专线”等主题骑行产品，将交通空间转化为消费场景，契合体验式经济的发展趋势。

公路社会学的终极命题，从来不是简单的“禁”与“放”，而是如何在流动的现代性中，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、安全与自由、发展与生态的治理体系。正如西安骑手老杨所说：“摩托车不该是城市的伤疤，而应是流动的文明勋章。”当每个车轮都能在规则的轨道上自由转动，当每种出行方式都能获得平等的路权尊重，我们方能真正抵达那个“车畅其流，人得其行”的公路文明新境界。这既是对历史的回应，更是对未来的承诺——在两个轮子的平衡中，驶向更具温度的城市未来。

原标题《从“禁摩”“限摩”到“解禁” “两轮博弈”：公路社会学之变》